新时代社区共同体应多维构建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着眼于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这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对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又一次重要阐述。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提出将社会治理与共同体建设有机融合到一起，是新时代社会治理理论的一次飞跃。社区治理作为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有了更为科学的理论遵循和更为精准的实践指导。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的社区治理体系，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制度，遵循社区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的基本要求，是《决定》勾划的新时代社会治理体系的实践机制。

自治、德治、法治是构建社区共同体的有效路径。自治是法治、德治的核心基础，法治是自治、德治的边界框架，德治是自治、法治的补充升华，三者有机融合，形成三位一体的治理结构。

社区是民众共同的家园，居民自治是社区建设的出发点。近年来，各地创造的村（居）民议事会、有事好商量、民情恳谈会等形式，坚持议事内容大家提、处理方式大家议、治理效果大家评，开展民主协商，梳理社区居民的“急难愁盼”，运用党建为民服务等资金资源，瞄准解决社区难点、堵点、痛点。通过协商议事探索，形成大家认可的议事方式和规则，推动社区遇事议事从习惯成为制度，实现常态化运作，从而增加居民的参与感和认同感，共同提升自治水平。

法治是构建社区共同体的底线，是自治和德治的基本立足点。社区组织共同制定的村规民约、社区规范，是法治精神在社区治理的具体体现，把共同遵守的外在要求内化为社区居民的行动自觉，推动形成“法无禁止皆可为，法无授权不可为”的良好氛围。以法为基准线，大家就有了共同的价值观、是非观，碰到棘手的事情就能说事明理形成共识，通过法治观念的普及和规约的实施，社区共同体及其成员的个性可以得到充分的保护，自治环境也才能从根本上得到保证。

以德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系的重要特征，也是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是社区治理的融合点。法治达不到的角落有赖于德治的润滑，德治对于维系人际交往的和谐关系至关重要。新时代构建社区共同体，有“两德”甚为关键、亟待彰显：互助之德是社区德治之本，通过搭建互助互动平台，既可为特殊困难人群提供各种便利服务，使爱心互助服务平台化、制度化、品牌化，还可以推进成立社区交流互助群，让居民交流互动、相互关爱、全面发展；敬老之德当下尤为紧迫，通过建立邻里互助养老、大院式养老等养老新模式，开展“情暖邻里”互助关爱，把敬老之德邻里化，助力子女不在身边的老人融入社区的大家庭。互助和敬老之德能将社区自治的公共性凝练成个体的内化属性，同时将本来冰冷的法规提升为有温度的道德规范，德治的教化作用如三月春雨，润物无声。

共建共治共享是构建社区共同体的行为准则。推进新时代社区共同体，共建是共治和共享的前提，共治是共建和共享的主要方式，共享是共建和共治的目标导向。

共建是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社区建设是实现人民当家做主最基层的场景，要引导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社区建设。以社区为平台、以社会组织为载体、以社会工作者为支撑、以社区志愿者为辅助、以社会慈善资源为补充，激发社区共同体每个成员的主人翁意识，汇聚团队的力量，大家的事大家办，变单兵奋战为“百团大战”，提升社区生活的美誉度和大众的获得感。

共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要求。随着经济社会日益发达，人民的需求逐渐多样化，参与社区事务的热情不断提高。提高共治水平，关键是要融合社区中不同主体，推进党建引领，建立网格化治理结构，实行“五社联动”，在为民服务的旗帜下，居民、社会组织、驻区单位等与社区有着依存关系的个人和实体共聚同一个目标，多元主体共商共治，协调各方攥成一个拳头，开展“新时代新社区新生活”提升行动。

共享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差别在于，治理的目的是为了增进社会总体福利，服务人民大众，而非只是少数群体和阶层。社区治理要把共享作为最终目的和评判原则，当前要着力推进解决社区群众最急切的养老、生育、教育等需求，发展社区助老、幼儿托育、第二课堂等服务，让老有所依、幼有所养、学有所教，居民不出社区就能享受放心的社会福利，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四化”是构建社区共同体的基本要求。社区治理的社会化、法制化、智能化、专业化，标志着单一行政化治理方式向治理现代化的转变。社会化是构建和谐共同体关系的基础，法制化是保证社区治理公正性的关键，智能化是科学治理的趋势要求，专业化是高效治理的必备素养，四个方面合力勾勒和谐、公正、科学、高效的社会治理的未来图景，缺一不可。

新时代治理方式从管理向治理转型，社会化表明参与治理的各主体之间权责对等，从传统单一方式、命令逻辑的管理模式向多方主体、协商共进的多元善治模式转变，从传统高度集权、政府独揽的管理模式向扁平层级、社会共治转变，使人人既是社会治理的对象，又是治理的主体。

保证社区治理的公正，法制化是关键。当今社区不同主体在经济利益、行动理念和行动方式上差异化明显，过去适用于同质性共同体中的单一的管理手段亟待更新。法治化在社区治理面临不同主体时能竖起一杆标尺，运用底线思维，在各主体最大化发挥主观能动性参与治理的同时，又能保障治理过程、治理目的的合法性与正义性。

科学技术发展一日千里，智能化成为科学治理的现实要求。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可以提高组织运转效率、降低运营成本，为各治理主体减负减压，提升服务水平，把便利送到群众身边。同时，随着智能化提升社区治理面临着新的挑战，电信诈骗、网络谣言等副作用，使抗风险较弱的老人等群体成为受害的重灾区，因此只有增强社区本身的“免疫”力量，才能从根本上提高社区的抗逆力。

专业化是高效治理的必备素养。专业人才缺乏导致治理发展缓慢成为基层治理的共性，专业理念和专业精神难以普及，治理水平在低层次徘徊。应在用人方式上不拘一格，在充分发挥熟悉社区、热衷于参与社区事务的热心居民、意见领袖等“本地社区工作者”作用的同时，引入社会工作、公共管理、心理学等专业工作者，让专业对口、熟悉社区事务的有识之士深度融入，成为提升社区治理水平的“领头羊”。

作者：潘文翔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江苏省泰州市现代民政研究院研究员

编辑：栾欣颖（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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